大约805年,一个高考成功不久、刚刚步入仕途的青年人,开始制定了他的诗歌写作计划。这个人就是白居易。

几年前,方才28岁的他就考中了进士,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以至于他得意洋洋地自夸“十七人中最少年”。因为考进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后来他又陆续担任了校书郎、翰林学士等职务。

作为一个河南新郑出生的外地孩子,家境不很好,没有什么背景,却年纪轻轻就得到拔擢,来到首都长安做官,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

这样一个很幸运、很有前途的青年干部,会制定什么样的写作计划呢?按照我们的猜测, 应该写《感恩》十首?《男儿当自强》十首?或者是《奋发有为做大唐好青年》十首?

答案让我们吓了一跳,他的写作计划居然是“负能量诗”十首。

什么是负能量诗呢?就是专门揭露大唐社会负面内容,讽刺一些社会不公正、不合理现象的诗。这种诗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讽谕诗”,说白了就是找茬诗、挑刺诗。

白居易写了哪些社会负面现象呢?介绍一下题目你就明白了:

比如《议婚:当前首都民间婚姻中的嫌贫爱富现象》《伤友:长安一带社会交往中的不良风气》《五弦:京城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买花:首都部分达官贵人生活奢靡腐化一掷千金》……

你大概觉得这批评的都是些小问题,不过是一些社会风俗类的题材,讲的是群众日常生活,不算什么负能量嘛。

别着急,更重大敏感的题材还在后面:

比如《不致仕:浅谈当前大唐一些中高层领导干部不肯及时退休的现象》,直指大唐的干部队伍管理问题。

比如《重赋:皇上设私库搜刮民财两税法形同虚设》,这首诗更不得了了,作者炮制出了“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的耸人听闻的句子。白居易说,平民百姓在重税压榨下生活困苦,结果收上来的东西却堆在仓库里发霉腐烂。他还把矛头指向所谓“至尊”,分明影射皇帝是硕鼠。

又比如《轻肥:江南部分地区因为饥荒导致人吃人现象》——“是岁江南旱,衢州(浙江)人食人”,这等于直接把大唐王朝写成人间地狱了。

白居易这组诗的实际名字,叫做《秦中吟》,意思就是“我在首都长安一带看到的不良风气”。从皇帝的政德、到国家的干部政策、财税政策、文化政策,乃至首都社会风尚,都被他抨击了一遍。

唐朝写批评诗、讽谕诗的人有很多,但白居易是最扎眼的之一。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典型的吃朝廷的饭、砸朝廷的锅。

李唐王朝有一千条理由严肃追究白居易的责任。

第一,有计划地、大批量地写“负能量诗”,正是白居易等几个人挑的头。

此前说了,唐朝不少诗人都写讽谕诗,从早先的初唐就开始了。白居易之前,写负能量诗写得名头最大的是杜甫、元结,一句“路有冻死骨”,把整个大唐王朝的民政、扶贫、社会保障工作都抹杀了。

但和白居易相比,杜甫、元结们的负能量诗影响虽然大,却都是随机的、偶然的写作,大抵是写一首算一首的。白居易却是有计划地写、成批量地写,大写而特写,这是质的不同。

《秦中吟》十首之后,他又搞了《新乐府》五十首,九千二百多字,几乎把负能量诗当成了自己的主要创作内容。

第二,白居易写负能量诗,和杜甫等人的性质也不尽相同。李唐王朝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白居易是吃朝廷的饭、又砸朝廷的锅,不懂感恩。

可不是么。对于杜甫来说,大唐朝廷某种程度上是亏欠了他的。还有王梵志、寒山、骆宾王等人,也都是一辈子沉沦下僚,境遇不好,偶尔发发牢骚,还算是情有可原。

可白居易和他们不一样,他大搞负能量诗,则是“情无可原”。如果当时有“爱唐论坛”,我们几乎能想象读者会怎么骂他:

多少人八十二岁都考不上进士的,你小子二十八岁就举进士,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你不感恩么?你没有一点关系和人脉,“中朝无缌si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却能一路做官,李唐王朝有过半点亏欠你么?可你不想着报答,却拼命炒作负面内容,吸引眼球博出位,你可不是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么?

第三,白居易搞“负能量组诗”的时机最敏感、最特殊,最不合时宜。

他搞创作的时间是在中唐。这个时候正是大唐王朝的关键转型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藩镇割据、宦官弄权、朋党争斗等现象交织,各种社会问题也很多,正是需要大唐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共度时艰的时候,用今天的话说,这个时候是只能吃补药、不能吃泻药的。

相比之下,初唐、盛唐的诗人们写讽喻诗的时候,国家蒸蒸日上,发展势头良好,几个文人搞点批评,不影响大局。等到了后来晚唐的时候,罗隐等人虽然也大写讽谕诗,可那时候李唐王朝大势已去了,几个底层诗人发泄发泄怨气、讲几句牢骚怪话,也已经无关大局。

但白居易偏偏在这个最敏感、最需要稳定的阶段大肆传播负能量,拼命下泻药,岂不是不合时宜么。

第四,和别的诗人相比,白居易搞的“负能量诗”读者特别多、流传特别广,造成的社会影响特别重大,难以挽回。

白居易的诗,一大特点就是通俗,没文化的老太太都能懂。通俗本来是好事,易于群众理解和接受,如果他能够好好发挥这一特点,多向群众解释解释朝廷的政策,多宣扬宣扬朝廷的治理成绩,本来是很好的。但他却非要大搞讽喻诗,加上诗歌又通俗易容,在群众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的社会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呢?据他自己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这是他自己向朋友炫耀的,有夸大之嫌,但哪怕打上几成的折扣,影响力也是很惊人的。

不但如此,白居易的诗还很有国际影响力。譬如在日本,白居易的诗名极盛,作品流传极广。他的这些讽喻诗、批评诗流传到到邻国去,岂不是给大唐抹黑,产生了很坏的国际影响么。

第五,白居易不是一个人写,还组织、煽动、影响了一批人写。

比如同时代的诗人元稹、李绅等,都参与到讽喻诗的写作中来。白居易搞了《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李绅就搞了《乐府新题》二十首,元稹搞了《新乐府》十二首 ,都是炒作社会负面现象的,形成了一个专门以找茬、挑刺为主要创作内容的文艺小团伙。你说白居易过分不过分呢。

今天,每当我读到白居易搞的《新乐府》,都觉得想为他捏把汗。

比如我们在语文课文里都学过的《卖炭翁》,这首诗里专门批评了一群人,叫做“黄衣使者白衫儿”,这些人不是一般的首都机关单位职员,而是宫廷里的工作人员,他们强买强卖,用一些绡、一丈绫,就牵走了别人上千斤的一大车炭。

又比如《红线毯》,批评的是唐朝地方政府为了进贡奢侈品,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白居易这是什么居心?中央的人在夺人炭,地方的人在夺人衣,岂不是说唐朝从中央到地方全烂了?

上述这些诗大家都比较熟悉,就不多细讲了,我们仔细讲一首《杜陵叟:皇上的好政策其实是一场骗局》:

第一句是“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这个主人公年纪很老了,种着一倾薄田,勉强糊口。可惜这一年天灾不断,三月份大旱不下雨,九月份又早早地遭了霜冻,农作物都死掉了:

三月无雨旱风起,

麦苗不秀多黄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

禾穗未熟皆青干。

既然遭受了天灾,那么官府应该减租、减税,甚至发农业补贴?可恰恰相反,官府反而加紧了征敛。你想想,“某某镇大灾之年仍实现税收稳定增长”,这是多突出的政绩啊。

官府是怎么对待杜陵叟的呢?“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这是把唐朝基层干部比喻成豺狼,说他们的爪子长钩,牙齿像锯子,在吃老百姓的肉。

接下来,白居易笔锋一转:皇上毕竟是圣明的、仁慈的,他知道了这件事,下命令免税了:

不知何人奏皇帝,

帝心恻隐知人弊。

白麻纸上书德音,

京畿尽放今年税。

如此一来似乎是“天亮了”?杜陵叟们似乎应该欢天喜地、敲锣打鼓了?可白居易说,大家高兴得太早了!

等到大家该交的租税都交了,卖地了,破产了,口粮都没有了,干部们这时候才拿着免税的通知施施然来了。可此时免税还有什么用呢?已经是一纸空文了。大家虚受了皇上的恩典,却有苦说不出,还要当群众演员去谢恩。

所以白居易说:“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皇上的好政策,被白居易写成了一场骗局;浩荡的皇恩,被他说成是“虚受”;圣明的天子,被说成是被蒙蔽的;辛辛苦苦为朝廷收税的基层干部,被他渲染成横征暴敛、欺上瞒下的野兽,先收完了税再来搞免税,可怜的杜陵叟们的苦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

批评的尺度这么大, 而且动辄指向最高权力,你说我们是不是要为白居易捏把汗呢?

更严重的是,除了讽谕诗之外,白居易还有一种更恶劣的诗,其创作动机更坏,引发的负面舆情更大,即所谓的“八卦诗”。其中的代表之作就是《长恨歌:关于色鬼唐明皇不理朝政导致天下大乱的那一段往事》。

看到这题目,真想问问他是存的什么心。他写讽喻诗,还勉强可以说成是年轻气盛,不能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一门心思想搞舆论监督、建言献策,出发点是好的。但他写这种八卦诗,有什么良好动机?想解决什么问题?不纯粹是为了炒作宫帷秘闻,抹黑先皇,搞人身攻击么?

《长恨歌》开头第一句就是“汉皇重色思倾国”。明明是在炒作唐明皇的八卦,却故意说成“汉皇”,这是唐朝诗人一贯的指东打西的鬼伎俩,叫做“以汉代唐”,但凡要说本朝的不光彩的事,就动辄假托汉朝的名,让汉朝的皇帝背黑锅。

比如要说唐朝的大明宫怎么怎么样,就故意说成是汉朝的未央宫怎么怎么样;要说唐明皇怎么样,就故意说汉武帝怎么样。白居易也玩这一套,名义上是说“汉皇好色”,其实句句是“唐皇好色”。

在下文,他更是长篇铺陈,拼命渲染皇上生活腐化,荒疏政务,“从此君王不早朝”,最后直搞到天下大乱,连老婆都保不住。

很难想象的是,朝廷怎么会纵容白居易搞这样的创作。关于玄宗皇帝的历史评价,朝廷是有确切的说法的,是有定评的。玄宗的谥号是“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这就是官方定评。白居易把“至道”说成至淫,“大圣”说成情圣,“大明”说成不明,“孝皇帝”说成色皇帝,怎么就没人管管呢。

唐朝的青年读者看到这样的诗,怎么就不愤怒呢,一个臣子如此八卦一位君王,更何况是已经故去的君王,人死为大嘛,怎能写这种抹黑人家的作品?

然而白居易不但一直活下来了,还活的很好。

他搞负能量诗,居然几乎没受什么阻挠地持续了大约十年,从805年一直写到815年左右,才渐渐消停了一些,不大写讽喻诗了。

白居易一生批评这么多人,大家讨厌他吗?当然讨厌。

白居易自己在一封信里说:“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

意思就是说,当官的讨厌他,有钱的讨厌他,带兵的讨厌他。

但是白居易因为写“负能量诗”倒霉了吗?似乎并没有。

他一生中吃了一次大亏,就是被贬江州司马,但那主要是政治斗争所致。

白居易平平安安地活了七十四岁,是最长寿的唐代诗人之一。他的结局也是唐代诗人之中最好的之一,晚年还做到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官至二品,可以说是待遇最优渥的养老闲官了,拿着“月俸百千”的高薪 ,也就是每个月十万钱。

他制造了那么多负面舆论,给朝廷抹黑,揭先皇的八卦,传播自己没有亲自调查的江南灾情,批评权贵和军阀,但从来没有因为这些被治罪。不少唐代大诗人都坐过牢,李白坐过牢,骆宾王坐过牢,王勃坐过牢,但白居易却从没有因为写诗坐过牢。

不只是我感到惊讶,很多古代人也早就为此感到惊讶。

宋代有个学者叫做洪迈。他写了一个论文,叫做“唐诗无避讳”,其中说:唐朝的人写诗,到处戳朝廷的痛处,甚至连皇上宫廷里的八卦也去反复炒作,朝廷却居然不严厉整治他们!真是想不通。

更让后人觉得有趣的是,白居易死后,居然还得到皇帝的深切怀念。唐宣宗李忱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吊白居易》。

缀玉联珠六十年,

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

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

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

一度思卿一怆然。

今天我们说起“诗仙”,都知道是李白。但其实白居易才是唐朝第一个大唐王朝官方认证过的“诗仙”。

“童子解吟《长恨曲》”,这事儿宣宗居然也拿来表扬,可童子们解吟的是什么?是自己先皇的桃色秘闻,是后宫的八卦,是祖上的昏庸糜烂,被白居易搞到小儿皆知!

所谓“胡儿能唱琵琶篇”,琵琶篇就是《琵琶行》,它传唱的是什么呢?第一部分,是一个妓女的生活,其中渲染了唐代灰色产业的发达,诗的末尾,白居易还夹带私货,发泄了一下自己犯错误被谪贬的抱怨。如此不光彩的内容,白居易居然搞得连“胡儿”——少数民族的人都在传唱。唐宣宗李忱居然还给他叫好。

还有“文章已满行人耳”,白居易这些大量的批评,尖刻的揭露,已经满了行人耳,成了难以挽回的局面。宣宗皇帝居然没有把白居易的诗撕碎丢在地上,没有下令永远禁绝他的诗,而是表扬他,怀念他,“一度思卿一怆然”。

这是超越了我们的经验和常识的一幕:

一个东方专制王朝的皇帝,在深宫之中,正悲伤、真挚地怀念着一个无数次批评自己的王朝、讽刺自己的官吏、揭露先人的八卦、丑化先人的形象的诗人。

中唐丢掉了繁荣,没有丢掉气度;丢掉了强盛,没有丢掉自信。宣宗皇帝把被打脸变成了最好的长脸,把被人骂出翔变成了最好的出彩。

反过来看,唐朝放任那么多诗人写负能量诗,管得比宋元明清任何一代都宽松,唐朝的形象因此被抹黑了吗?评价因此被降低了吗?口碑因此变坏了吗?我们因此觉得唐朝比宋元明清更糟糕吗?今天的人谈到唐朝,说起唐朝,常常说一句“大唐”,这个“大”字是怎么来的?

气度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