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胡适1923年10月13日的日记赫然记载着:“沫若邀吃晚饭,有田汉、成仿吾、何公敢、志摩、楼(石庵),共七人。沫若劝酒甚殷勤,我因为他们和我和解之后,是第一次杯酒相见,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

郭沫若(资料图)

文章摘自《书屋》2008年第2期 作者:蔡登山 原题为《郭沫若亲吻胡适的前后》

(一)

胡适和郭沫若同为“五四”的健将。胡适虽长郭沫若一岁,但胡适在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起步甚早。他在1917年初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随后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一系列的文章;1920年则出版新诗集《尝试集》,瞬然间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而到了1918年8月,作为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相当于高中)学生的郭沫若,尚与去年已发生的新文学运动毫无关系,他说:“国内的新闻杂志少有机会看见,而且也可以说是不屑于看的。”然而历史是充满着很多“偶然”性的,就在“五四”运动发生的那年夏天,郭沫若和几位朋友组织“夏社”,然后他们订了份国内报纸——《时事新报》,而就在它的副刊《学灯》上看到康白情等人的诗,于是郭沫若就把他的诗作,也投寄到《时事新报》,但稿子却被主编郭虞裳压下来。幸运的是,不久却又被接任的主编宗白华给发掘了,宗白华如获至宝,一一将它发表。因此假如“夏社”没有订《学灯》;假如《学灯》的主编不是换成宗白华,那么“五四”的诗坛,会不会少了一位激情澎湃的诗人呢?这可很难说的。

1921年4月3日,郭沫若和成仿吾从日本抵达上海,他俩是为出版同人刊物的计划而来的。在这之前,上海滩的大书局,如中华、亚东、商务,对他们要筹备的刊物都兴趣乏乏。而由于李凤亭的推荐,上海的泰东书局说要聘用成仿吾为“文学主任”(案:最后却落空),郭沫若只是随行者,没有名义、没有职务。在这一个半月中,郭沫若待在泰东书局,编定诗集《女神》、改译《茵梦湖》和标点《西厢记》。在泰东书局同意出版他们的杂志后,同年5月27日,郭沫若离沪返回日本,他先去京都拜访郑伯奇、张凤举、穆木天等人,后又至东京会见郁达夫、田汉;最后与郁达夫等人开会讨论出版杂志计划、杂志名称及刊期等问题,并作出具体决定。7月1日,郭沫若再次从日本回上海,正式担任泰东书局编译所编辑职务,并着手筹办创造社丛书及刊物的出版工作。8月5日,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作为“创造社丛书”第一种,由泰东书局出版了。在“五四”时期,郭沫若不是最早的新诗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人,发表白话诗都早于郭沫若;《女神》也不是最早的新诗集,在它之前,有胡适的《尝试集》、新诗社编的《新诗集》、许德邻编的《分类白话诗选》等作品。但郭沫若的《女神》却令当时几乎所有新诗的尝试,都黯然失色。《女神》可以说是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新诗史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而1921年春末,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从上海来到北京,专程拜访北京大学名教授胡适,一再表示他本人决定辞去所长职务,恳请胡适至上海主持商务编译所。经过几次面谈,胡适曾对出任编译所所长一事表示过兴趣,他对高梦旦说:“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多了,我所虑的只是怕我自己干不了这件事。”胡适当面答应,在暑假里到上海,到商务印书馆看看工作情况,再考虑一下自己“配不配”接受重托。其实胡适顾虑的并不是“配不配”担任编译所所长,而是在考虑是否值得投身于出版业。我们从他4月27日的日记中可看出:“此事的重要,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但我是三十岁的人,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应该再做十年、二十年的自己的事业,况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个没有贡献的能力的人。”〔1〕7月16日,胡适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张菊生及高梦旦等均到车站迎接,接着便是宴请、访谈、视察等等,给予了令人瞩目的礼遇。7月20日的上海《商报》,甚至刊出一篇捧场喝彩的《胡老板登台记》。在新文化运动中享有盛名的胡适,顿时又成为上海文化界的舆论焦点。虽然,后来胡适并没有接受这职务,而是推荐王云五去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