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黄慧南还讲述了另外一个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1984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黄维收到了一封从贵州寄来的信件,写信人周廷烈,自称是黄维的部下,后来加入了飞虎队。“他是国军的一名飞行员,解放后他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了贵州。”连年的政治运动和国民党反动派身份,让他迫不得已装哑巴,“不说话27年,他听说爸爸特赦释放,也知道爸爸的刚直为人,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黄维将军 资料图

本文摘自《新民晚报》2011年5月10日连载栏目 作者:周海滨 原题为:我们的父亲(8)——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

1989年1月,黄维从香港回来,“此前他已经去过几次香港,会老朋友,参加交流活动。他从心里盼望两岸和解,忘记了自己年老体衰,风尘仆仆三次到香港与故旧会面,为两岸关系和解工作,为和平统一奔走呼喊。”

“父亲的病与劳累有关系。刚从香港回来,又要搬家,虽然是搬到路对面,但是收拾起来也很费气力。”黄慧南回忆说:“他病发突然,当时正要开‘两会’,他一直很认真地准备参会提案。那天,父亲去‘两会’现场报道之后感到身体不适,就去看病,到协和医院后就被留下来强制住院了。”

第二天早晨,黄慧南突然接到政协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去世了,她连忙赶到协和医院。“当天晚上给父亲看病的是位老专家。他一直在那守着,等病情平稳后,医生们劝他回去休息,老人家一直不肯走,后来在劝说下离开医院还交代说病人随时有反复,要注意观察。医生也撤了,只剩下值班医生,值班室与病房隔着个过道,那里有仪器显示父亲的病情。夜里,父亲又犯病了,父亲滑落到地上,父亲心脏病再次突发去世。”这一天是1989年3月20日。

“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解放后受到宽大和改造……”2010年9月29日下午五时,黄维平静而显苍老的话语从一台老式的卡带录音机里传了出来。这是上世纪80年代国际台录制的对台广播,音色未变,斯人已去。

当年,黄维向家人提及,台湾方面许诺去台湾补发他当中将27年的薪水,“虽然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是老先生(黄维)不愿意,他不想负任何一方,去台湾是为了两岸的和解,就是为了会见故旧,为了和平统一献出绵薄之力。他说,蒋某人对我有知遇之恩,陈诚对我恩重如山,共产党待我不薄……”黄维所言非虚,他20岁当团长,24岁当旅长,27岁当师长,34岁当军长。44岁当十二兵团司令。

说这话的黄维,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至死没有改造好”。

晚年的黄维曾说:“我这个人思想转变比较慢,其原因就是我得看事实,没有事实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在黄慧南记忆中最深刻的场景是“爸爸总趴在桌子上看啊、写啊、划啊,而我总帮他抄写,因为他岁数大了,写字手会抖,他写完了就让我抄下来,然后交上去。爸爸做什么事都那么认真执著,又没有人逼他。”

在家人眼里,黄维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

“父亲很重感情的,母亲去世后,父亲大病了一场,没办法去参加遗体告别。”女婿回忆说,“我去拿他给母亲写的挽联,他写的是‘若曙难妻,黄维敬挽’,我怕别人误会‘难’字,建议父亲改,父亲落泪了。”

“在改造后期,父亲与战犯管理所的领导感情也很深。”黄维在提及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时曾说:“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有一次黄维参观抚顺战犯管理所,提出不住宾馆,要在当年关押的牢房2号监室住一晚上。

黄慧南还讲述了另外一个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1984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黄维收到了一封从贵州寄来的信件,写信人周廷烈,自称是黄维的部下,后来加入了飞虎队。“他是国军的一名飞行员,解放后他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了贵州。”连年的政治运动和国民党反动派身份,让他迫不得已装哑巴,“不说话27年,他听说爸爸特赦释放,也知道爸爸的刚直为人,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黄维对周廷烈的来信非常重视,立即写信给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长杨静仁:“周廷烈原系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十四师四十二团一营一连见习军官,他所述在五十四军服役和被送美国受飞行员训练,尚符合历史事实……周一直在美军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所部服役,历经对日、德作战,著有功勋,立功是可信的。对像周这样一个传奇式的幸存者所处的情况应有所关怀,建议对周廷烈应按照政策给予安排生活出路,并尽可能安排为所在县政协委员,以示党和政府不遗忘对敌空战中作战的领航员曾做出过的贡献,实事求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