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他们天生了一根反骨,在没有得到使用之前,对统治阶级总是又叫又吠,汹汹然,狺狺然,都是装着反暴政反独裁反专制的凛然模样,一旦成为其中一员,一旦成为既得利益者,一旦统治阶级给他扔了一根骨头,那么其角色变换比川剧演员换脸还快。

从敌对到臣对!反清的方苞被康熙策反

从敌对到臣对

方苞考过好几次科举,开张都是大吉的,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参加岁试,得第一;康熙三十八年,参加江南乡试,又得第一;康熙四十五年,参加国考会试,得第四。如若照此一路考去,诚可蟒袍加身,混个市长省长什么的,但从此之后,方苞开始走霉运,一连考了五次,皆是铩羽而归,名落孙山,叫他好生懊恼。

知识分子对来自体制内的挫折,最容易萌发的是牢骚、怪话、不满和反对。宋江与吴用之属,在体制内混得不好,深感前途渺茫,索性就上了梁山;洪秀全一连科考数次,次次落第,也就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造反了。欲做奴隶而不得,就搞奴隶起义,这是许多人走的人生路线图。方苞到底是个知识分子,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要他占山为王,加入绿林,他可不敢。但是,不拿枪杆子作战,而拿笔杆子作对,一直是知识分子自以为的使命。也就是说,很多知识分子,进,可以御用,从而可吃骨头;退,可以造反,从而可立骨气。

方苞开始当然选择的是“进”,但一连五次都是“不才明主弃”,退步原来可向前,他也就选择以退为进的“退”了。方苞反清,是有“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的,他父亲是明之遗民,其父亲好友杜濬、钱秉镫更是在清兵侵江南时弃笔从戎,拿起锄头、梭镖“闹革命”,他内心里当然有“阶级仇民族恨”;仕进途中蹭蹬不顺之时,他又与清朝搞“不合作运动”的李恕、万斯同常相往来,耳濡目染,不受一点影响肯定是不可能的。他的同乡与老朋友戴名世撰《南山集》,里头“语多狂悖”、“多大逆语”,方苞为之作序。方苞是文章大家,岂不知序是文章文眼?敢于为之作序,自然也体现出方苞的“政治态度”。此时的方苞,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觉得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为头等大事,于是以“知识分子天然是统治阶级的对立面”之使命为己任。

《南山集》案子一发,方苞的知识分子使命就完成了。康熙五十年,一直以做鹰犬为己任的左都御史赵申乔将《南山集》参了一本,康熙把戴名世这一事件作为一个大政治案来抓,戴被腰斩,牵连入狱者达数百人,方苞自然逃不掉,他也被解往北京刑狱,经“最高院”审理,决定“拟斩”。当把审判结果呈报最高领导康熙审定的时候,康熙有根神经被触动了,他力排众议,刀下留人:“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下武英殿总管和素。”康熙就这样成了方苞的救命恩人,不但救了其命,而且将其“连升三级”,把方苞放在身边当自己的秘书,谓为南书房行走。因其年老,奔趋佝偻,康熙对他还高看一眼,厚爱一层,特许他“直立行走”,“扶杖而行”,可以在殿内殿外拄拐杖走路,直把方苞感动得热泪横流。

康熙统战成功,从此,方苞也就摇身一变,从康熙的敌人变成了康熙的同志。方苞也不把康熙当敌人以笔相伐,而是当救星以歌相唱颂了。康熙把他纳到身边不几日,就命他作《湖南洞苗归化碑》。方苞适应能力超强,一下子“转变了身份与角色”,本来是做负面文章做惯了的,一天两天就做起了正面文章,而且一挥而就,文采斐然,甚得康熙赞许。“越日,又命作《黄钟为万事根本论》;越日,又命作《时和年丰庆祝图》”。文章做得特别合“主旋律”,让康熙赞不绝口:“此赋即翰林老辈中兼旬就之,不能过也。”此后,凡有文章,康熙都首先叫方苞过目—“方苞见否”?或者是“视方苞如何”?如此得到领导的器重,让今日之方苞再也不知道昨日之方苞了。他于是作了《两朝圣恩记》,“以志格外殊恩”。“格外”即“殊”,“殊”即“格外”,这个提倡搞简洁古文运动的方苞,激动得程度副词乱叠加了,翻译成时髦语言就是“最最恩”。

胡适博士也曾经“以志”过一次“格外殊恩”。末代皇帝宣统家里新装了个名唤“电话”的玩意儿,他觉得特别新鲜,特别高兴,就试着给人打电话闹着玩儿。宣统早听说有个“新人物”胡适博士,写新体诗很了得,于是就给他打了个电话,叫胡博士到皇宫里去耍一耍,胡博士简直是受宠若惊啊,连忙赶了过去,胡博士在其日记里记载道:“一见面,他称我为先生,我叫他皇上。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史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看看,官位都还没授呢,就把胡博士感动得一塌糊涂、不成样子了,若是真把他纳编进入“南书房”去当“行走”,不知道会是一副什么模样。胡适被皇帝召见,是如此激动;皇帝召见胡适呢,是闹着玩儿的。宣统在其自传《我的后半生》记载的是:“这里我要提一下在这短暂的而无聊的会面之后,我从胡适博士敦写的一封信上发现,原来洋博士也有着那种遗老似的心理。”现在一直还被供奉在自由主义神坛上的胡适,如果当时有机会当遗老,会不会去当呢?

曾经要杀方苞的是谁?是康熙;曾经要救方苞的是谁?是康熙。不杀了,将其留命了,这就让知识分子的方苞感激涕零。这实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好比是一只猫,把老鼠抓住了,抓住之后不剥其皮食其肉,只放在猫笼子关着,老鼠从此就把猫当救星以礼敬,这不怪异吗?

方苞曾经是清朝的“反动派”,一下子变成了清朝的“革命者”,天天是臣“对曰”,从做反对文章到做廷对文章,从敌对到臣对,距离到底有多远呢?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大概对于一些知识分子来说,也是只长反骨,不反骨头的。看起来他们天生了一根反骨,在没有得到使用之前,对统治阶级总是又叫又吠,汹汹然,狺狺然,都是装着反暴政反独裁反专制的凛然模样,一旦成为其中一员,一旦成为既得利益者,一旦统治阶级给他扔了一根骨头,那么其角色变换比川剧演员换脸还快。所以说,从敌人到朋友,也许距离遥远,中间隔着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但从敌对到臣对,也许距离就很近很近了,其中只是隔着一碗浑浊的骨头汤。

(本文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作者:刘诚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