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一份被蒋介石禁掉的杂志

 《自由中国》第22卷第11期(1960年6月1日出版)发表的由傅正撰写的社论:《国库不是国民党的私囊》,傅正在雷震案中也曾被捕,但很快被释放

原载《翻阅日历》杂志

在大陆,知道雷震这个人的,为数不多,听说过《自由中国》这份杂志的更加少见。然而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雷震和他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却无人不知。在范泓的《雷震的一生》中这样评价:如果没有雷震,以及他所主持的《自由中国》在台湾战后“白色恐怖”时代着力灌输的自由民主理念,就不会有日后台湾的政治转型。

1949年4月3日,这一天特别冷,国民党政务委员雷震来到溪口看望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当晚,蒋介石在老宅宴请雷震一行,席间,雷震把他想办一份叫《自由中国》杂志的设想报告给蒋介石,对雷震十分信任的蒋介石欣然同意。

在蒋看来,国民党之所以这几年在军事上屡屡失败,与宣传不得力有很大的关系。他告诉雷震:“舆论宣传很重要,你们回去就办,经费有困难,可由政府资助。”

此时的蒋介石绝想不到,十年之后,这份经自己同意创办的《自由中国》,会成为挑战国民党威权政治的舆论重镇,更没想到雷震这个忠诚幕僚会成为自己在政治上的最大敌手。

办杂志影响人心

1949年初,国民党时局不好,胡适和雷震经常会聚在一起讨论解决之道。雷震这个人可称得上是个老资格的国民党员,1917年刚满20岁就在日本加入了国民党。在与胡适的交流中,两人一致认为:国事到了如此地步,是因为对国民党当局的监督不够,而挽救时局的最好办法就是办报纸和刊物,宣传自由和民主,以挽救人心。

至于是办报纸还是办杂志,据雷震后来回忆说:“我主张办日报,因为在影响人心上,定期刊物已经时间来不及了。胡适倒是主张办定期刊物,他说:‘凡是宣传一种主张者,以定期刊物为佳,读者可以保存,不似报纸一看过就丢了。”杂志的名字也是胡适所定,效仿法国戴高乐之《自由法国》,将刊物定名为《自由中国》。

杂志资金的筹措任务落到了雷震身上,他决定筹款10万美金在上海办刊。既然蒋介石已经应允,再加上雷震的人脉,办刊的资金自然难不倒他。从溪口回到上海后,雷震第一个就找上了老友汤恩伯,汤恩伯却一反常态,说自己的警备司令总部根本没钱。雷震坚持让汤筹集5000美金,并于三日内交款。

可是没等杂志办起来,上海就被解放军攻占,国民党军队开始溃逃,最后仓皇撤至台湾,雷震等人欲在上海办刊的愿望遂成泡影。在上海没有办成的事,最终在台北实现了。

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在台北正式创刊,形式是半月刊,雷震任社长。雷震的办事效率很高,创刊号从策划、组稿、清样、印刷乃至出版,前后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发行的当天下午就有人上门定购或购买,有一家书店甚至一下卖出十本。

当时人在美国的胡适成为杂志名义上的“发行人”,还应邀为刊物拟定了四条办刊宗旨,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自创刊那天起,这四条宗旨每期都刊登在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