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辞典里,在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关系史”中,大约除掉由“四一二”所代表的国民党“清党”,曾使共产党对国民党恨之入骨以外,大概只有国民党于三十年代上半期决策并实行“安内攘外”的国策,方为它所痛恨不已的了。由是,中国唇每一本御制的现代史教科书,从标题到内容都必把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狠批臭骂一通。其恨恨之言,何止溢于言表,确是涌自肺腑。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究竟从何而来?究竟正确与否?是否如中共所经年谩骂的那样,乃是一个“卖国”的国策呢?
攘外必先安内
第一、“安内攘外”是为现实逼迫所产生的正确国策
 
如前所说,自一九二八年北伐告成、中华民国初获统一,直至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间十年,外有苏俄和日本对我国的颠覆与侵略,内有军阀残余势力的武装叛乱和中共在苏俄指挥下的武装叛国。由是,日本帝国因中国的内乱而扩大侵略,国内的叛乱者又因日本的侵略而扩大叛乱。诚所谓“叛徒军阀唯恐赤匪之肃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变以应之;帝国主义唯恐军阀之消灭、中国之统一也,乃惹起外交纠纷以牵制之”。如是而给中华民国“外求和平与内求统一”的历史要求和她建国、治国与继续护国、护法的历程,带来了内外受敌、交相煎迫的艰难时势。然而,如前所述,也正是这样一个艰难时世,才逼使国民党和蒋介石因警觉而产生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并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即九一八事变前夕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始号召“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为不使国家于忧患痛苦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安内攘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国民党于南京召开“四大”,蒋介石于会上提出了要“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思想,指出“我们要对外面不屈服、不妥协,唯有对内讲求团结的方法”,并认为“党内团结,熄灭党争”同样是“攘外安内”的重要前提。彼时,既因锦州一战而致东北全境陷日,又因日军挑衅上海而爆发第一次淞沪抗战。此后国民党虽因国难当头而党争渐息,粤乱渐平,但中共却乘国难当头迭生叛乱,公开叛国:非但乘机建立“国中之国”以附苏俄,以乱祖国,所建乡村俄属“苏维埃”政权,更已扩张至豫、鄂、皖、赣、湘五省。时因国人已渐能明燎中共“乘国难以发难”的意图和作为,蒋介石乃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宣布了“安内攘外“的国策。是年六月十八日蒋又于江西庐山召开上列五省剿匪会议,决心剿共以求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先求国安而后能御敌。由是可知,在荡平了新旧军阀叛乱,熄灭了国民党内部的党争,平息了粤乱之后,应该说“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之对内所指,就主要是剿灭“乘国难以扩大叛乱和叛国的中共”了。
 
第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具有历史的正确性
 
纵观自晚清至民国的历史,于中国人民意在图强御侮的艰难奋斗岁月里,亦无不浸透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精神和策略。晚清时代,面对着“外敌骎骎内向和内乱此起彼伏”这样一个艰难时世,清王朝能员大吏李鸿章所提出的“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主张,以及由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分子们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富国强兵之道,乃是最早地浸透了“攘外必先安内和攘外必先强内”的精神。及至一八九四年甲午一战,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国殇之情,方使孙中山等新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必须先推翻“洋人的朝廷”即满清王朝,才能“安内”与“强内”,然后才能去争国际间的平等,才能达成民族独立的革命目标。由是孙中山才为中国同盟会制定了一条“先治国本,再御外侮”的革命方略,即以建立共和的中华民国来取代专制腐败的满清王朝,彻底革命以求新。这无疑又是“攘外必先安内”之精神与思想的重大体现。及至辛亥首造成功,袁氏复辟乱国,日本迫我接受亡华的“二十一条”之际,虽然民主力量中,尤其是海外华侨曾反其道地提出过“助袁以强国,方可反对日本二十一条”的糊涂思想,然而,一是孙中山先生坚持必先除国贼才能御侮,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二是袁逆为谋公然复辟帝制,竟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从而才使国内外幡然共识“攘日必先去袁”的正确性。一九二六和一九二八年的两度北伐,虽然遭遇日本和西方列强于公开、于暗中的种种挑衅和阻挠,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军亦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精神,或化解冲突,或忍辱负重,甚至绕道北伐,方才迅疾地达成了北伐推倒军阀的成功,然后再迫使日本在“济案”的谈判中让步,并迫使列强承认中华民国的统一。相反,历史的事实亦告诉了我们,只有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华民国的一切公开和暗藏的敌人,只有他们,才会“揭橥对外之旗帜,以动摇统一之根本”,以要求“先攘外而后安内”,其意乃在挑起列强对我国国民革命的干涉和阻挠,与对我国和平统一的破坏,以便乘机扩大叛乱和叛国。由此我们竟可以说,“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不仅因现实的被迫性而获得了现实的必要性,而且因其历史的科学性而获得了现实的正确性。
 
但是,这一正确国策却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诅咒和谩骂。这自然是因为“先安内”的决策,实在是击中、更击痛了中共“图乘国难以扩大叛乱和叛国”的阴谋,更使得中共在国家逐步获得“内安”的政治局面之下,越来越失去了叛乱、叛国和“革命”的条件。政府军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围剿固因两次对日抗战而被迫停止,但由忍辱负重而签订的“何梅协定”,07 却赢得了第五次围剿的时间和胜利。中国共产党因此而亡“苏维埃共和国”,并为了投奔苏俄而辗转逃窜西北,濒临旗倒人散的绝境。如是,中国共产党攻击“攘外必先安内”的正确国策,实因它深怀切肤亡命之痛而不足怪也。然而,反对这一正确国策的中国共产党,在它终于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之后,却在“外患内忧荡然不存”的绝对和平时期,极端地和持续地推行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党策”(参见下卷)。再者,如果今天的日本国敢于再一次发动对中国大陆的侵略战争,则和平时期就在高喊“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国共产党,将一定会“先安内而后攘外”,并将为了“先安内”,而不知又要杀掉多少无辜的生灵,就更不用说还会容许国人去建立一个“附俄乱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乘机扩大叛乱和叛国了。08
 
时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之外患内忧齐相逼来,中华民国政府鉴于“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敌”这样一个至理,为不至于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乱而外人更欺”这样一个人尽解之的常识,而在日人侵我、军阀叛我、苏俄坏我、中共叛国的交相煎迫之下,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意在肃清或举枪以反叛、或横刀以割据、或竟敢公开号召武装保卫苏联的内奸,以造成“统一方能御侮”之真正团结抗战的局面,难道竟是错误的、而不是正确的吗?
攘外必先安内
诚然,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因中华民国政府军、即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上的浴血苦战,乃使所有曾经指责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或“不积极抵抗”的诬蔑不实之词,立即烟消云散。但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前,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之所以受到“不抗日或不抵抗”的指责,如前所说,提出指责者,一是企图借抗日之名而叛乱和叛国者,二是对政府的“和战并用”决策不甚了了者,三是一些为中共所着意串连和煽动起来的所谓民主派及年轻学生。
 
但就历史的事实而论,是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决以“和战并用”的决策,非但没有错,而且完全正确。其理由是:
 
一、北伐告成后的中华民国,诚处于“外求和平、内求统一”,以图巩固与发展的历史阶段。是故,为了和平,就必须尽一切力量制止战争。而要制止战争,就不能不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下,采取请“国联”出面斡旋和派代表与日本谈判这样一些和平手段。一九八九年后的中国大陆史家已经指出,芦沟桥事变之后,胡适之先生就曾对决心要付以死战的蒋介石先生建言说“外交路线不可断。”10 显然,这既不是妥协和投降,更不是不抗日和不抵抗,而是为尽一切力量以制止侵略战争的爆发,和尽一切力量以赢得反侵略战争胜利之双重目标所致。是历史上和国际上所惯用不腻的手段。
 
二、如蒋所言 —— “我们是弱国,要对自己的国家有忠实的估计。”因此,一方面应该是“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另一方面又应该将“任何解决均不得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11 因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2 这就说明“和战并用”非但不是唯求和而不战,而是和为手段,战为根本。恰是因时、因势而既要避免战争,又要在战争不可避免时,决心付予一战的正确国策。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已明确指出:“此次事件,固希望和平解决,但若不得已而需以武力自卫,就可以必定得到最后的胜利。”“因为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我们国民的知识程度提高,所增加的卫国的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13
 
三、“九一八”以后,蒋介石曾明确表示要“暂不抵抗”,一是为了“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14 二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即“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目的是为了“准备好了再干”。15 欲如是,无非因为一是国弱,二是国乱,三是“惟冀除我民族之根本大患”的“赤祸”、即“俄祸”。四是要为抗战尽量地做好思想、物质、军力等各个方面的充分准备,五是要尽量拖延日本全面侵华的时间表,以使得我国抗战能够与国际战争“接轨”,即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体,从而赢得国际间的支持和援助。此其一。
 
其二、正因为“和战并用”的决策,是出于蒋介石对日本和对本国均有忠实估计的结果,所谓知己知彼,因而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他才该打即打,该和即和。和为手段,打则为根本,“应战而非求战”,并且忍辱负重,甘唱白脸,以“国人要打、政府要和”之双向策略,来对付日本,诉诸国际。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就曾将分别驻扎在京沪和京杭线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合编为第五军,命张治中率领赴沪协同十九路军作战,却又将抗战的荣誉尽付十九路军。八九年后中国大陆的史家曾对此详细地叙述道:二月十八日,他(指蒋)曾致电勉励第五军说:“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荣誉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畏忌,亦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作战,更是足以表现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为?”虽然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之宣传,均以为只有十九路军能抵抗,慰劳之仪物,亦只送十九路军各部。然而,第五军艰苦作战,绝不自暴。蒋亦因此而致电张治中曰:“在前线必须让功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竞争,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16 其意无非是为了向外界标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华民国的国民诚不可欺。如大陆史家借《陈布雷日记》所言:“蒋如此精诚,真堪泣鬼神而动天地者。”17
 
其三、一九三三年春长城抗战爆发时,据中国大陆史家称:蒋介石从抗战总战略出发,为堵敌西进,曾于是年元月十日、二月六日、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四次致电张学良,一方面具体部署集中热河,固守陵源、平泉、赤锋三点之长城抗战方略,一方面一再勉励张说:“时至今日,吾等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唯有牺牲一切,以报党、国。”。在张学良守土无能、引咎辞职以后,蒋介石又亲自北上石家庄、保定和北平,部署和鼓励作战,命宋哲元部的冯治安师和徐廷瑶部的关麟征等三个师死守古北口,激战两个多月,遂创长城抗战之最为可歌可泣的业绩。18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在亲自视察芦沟桥防御工事时,曾携一工兵营长,亲自匍匐爬行千余米至我方河边堤下考查地形,然后指示在永定河我方略高之河岸下构筑反斜面阵地,以将枪炮口对准己方。后来,当事变发生,日军横跨芦沟桥对我作正面攻击时,立即受到我反斜面阵地的巨大火力阻击,果使敌攻击受挫。
 
四、“和战并用”的决策之所以正确,还因为这一决策在事实上赢得了全民抗战的准备:一是于国难当头之下赢得了制止内乱的时间,使中华民国政府军对中共江西苏区的围剿获得基本成功。二是次第平息并团结了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之后,曾打着抗日旗号以继续称叛的某些新旧地方军事势力,如迫使陈济棠下野和团结李宗仁等抗战。19 三是召开国民党“五大”,从而造成全党团结起来积极准备抗战的局面,从而维系了国家统一之根本。四是利用这个决策所赢得的时间,积极地在军事、物质与国民精神上准备抗战。这具体表现在:
 
其一、积极培训军队,购置武器装备,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已购买一万金马克的武器装备和兵工设备,装备成四十个师的兵力。20
 
其二、据大陆史家称: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已将全国战场分为五个方面。一是正面,包括山东区、河南区与徐海区。二是晋绥侧面阵地,包括山西区、绥远区。三是东正面,包括江苏区、浙江区。四是南海区,包括福建区、广东区。五是警备区,包括陕甘宁青区,湘鄂赣皖区、广西区、滇黔区和川康区。然后在郑州、开封、徐州、海州和京沪一带设置防御工事。其中,在江浙区的五个防区、十六个阵地上,计划建造二六零六个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二二六四个。在山东区、鲁东阵地计划建成三三个工事,至一九三七年初均已建成。在河南区的豫北分区九个阵地计划建造一三五三个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一二七三个。其它三个区均有建设工事的计划。同时,蒋介石还将南京一线、上海一线与杭州一线的工事构筑任务,分由谷正伦、张治中和张发奎负责,前后投入一百多万圆,并由驻军八十七、八十八师担任构筑任务,至一九三七年春全部完成。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速,连日本侵略者也叹为观止。21
 
其三、修好西南地方势力,使云、贵、川等半独立省份能够出于避免赤患、繁荣西南之考虑,同意在彼建立全国抗战根据地,为坚持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至为重要的地域基础。一九三四年中共残余流窜西南时,中央军曾有应邀进入西南、“保护”他们逃过云、贵、川的做法,22 目的就是要向地方势力表示,中央政府非但要保护西南不受剿共战事的破坏,而且对他们并无企图之心。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单骑走西南”时,即能够使四川的军政始统一于中央,亦不能不说是得力于对西南的正确方针。
 
其四、为张扬新生活,反对旧习俗,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人民的思想与生活素质,乃发动“新生活运动”,以为坚持持久的民族战争作精神和人格的准备。是故日本官员阿部信行曾强调指出:“新生活运动是排日运动的结晶。”又称中国有三件不可轻予看过的大事,就是“整顿财政、整顿军备和新生活运动。”23
 
其五、诚如蒋介石所预言,“设若中国战事延长,势将扩大为世界战争”。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因决以“和战并用”的战略策略,才既未予日本提前全面侵略我国的借口,又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终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了一体,从而得到了欧美从自身需要出发,而在道义和物资上所给予的援助,为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增强了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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