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24日,首都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
图为华国锋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参加庆祝大会的首都百万军民挥手致意


华国锋与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劳动

毛泽东与华国锋在一起
  继毛泽东之后,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四年零八个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为权力核心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著述几乎无一不以此为基调;一些著述还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负面评价:“阻挠和拖延恢复邓小平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洋跃进’”,等等。

  很长时间里,笔者相信“一正四负”的评价。近些年来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笔者发现:“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去世后,官方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经官方审定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说“有功”,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注1抛开意识形态色彩不说,至少在事实方面,这次评价还算客观。至于推行“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等等说法,新华社的生平未置一词。这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评价。但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粉碎“四人帮”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坊间说法甚多,但不少属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在缺乏更多公开文献的情况下,就决策层而言,三位直接当事人——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的口述最值得重视。

  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注2

  吴德在自述里说: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这个情节,吴德不是当事人,大概他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的,因为吴在自述里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注3

  1999年3月9日,张根生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华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注4

  另一位重要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的口述和回忆。只有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叶剑英之侄)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叶剑英前女婿)向王震和熊向晖讲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注5叶选基不是当事人,想必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他再告诉熊向晖和王震,熊向晖又告诉了熊蕾。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叙述,也许算是一个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2007年出版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4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注6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熊蕾披露的叶选基的叙述,以及《叶剑英年谱》的记载,对事情的时间、情节的说法不尽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李,通过李找了叶。这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逝世前后,叶剑英在党内元老和军方将帅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酝酿和考虑。注7当华委托李转告此意后,叶剑英与华国锋一拍即合。叶剑英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毛去世后,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一共16位,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刘伯承因病重、吴桂贤因被疑为江青的追随者不曾与闻此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都是华国锋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据吴德说,倪志福是他个别打的招呼)。这些政治局成员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的提议,汪、吴、陈(锡联)、苏的态度尤其坚决和积极。注8

  解决“四人帮”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等人商谈的。据华国锋回忆,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注9

  2000年5月20日,《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国锋,华说得更具体:(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参加,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9月26日,华在国务院小礼堂,向李先念、吴德转告了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考虑。李、吴均表支持。三人还分析了形势以及解决“四人帮”的时间。注10《叶剑英年谱》记载,华、叶两人有三次密谈,时间是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注11

  吴德的回忆最为详细,不仅印证了9月16日和26日华同李先念和他两次商谈的情况,而且叙述了10月2日、3日、4日,华国锋同汪东兴和他分别多次商议行动细节的经过。吴德还提到华约见耿飙,指令他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情况。注12耿飚的回忆,也详述了华国锋指示他控制电台、电视台的经过。注13

  10月6日晚8点,华国锋、叶剑英主持,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978年11月,华国锋在一次谈话中概述过事情的经过:“毛主席逝世后,当时中央政治局根本开不成会,一开就闹。每次去人大会堂开会,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就同叶帅、先念同志商量,这样拖下去不行,要采取措施,把‘四人帮’及其主要骨干抓起来。抓‘四人帮’时,问东兴同志八三四一部队有没有把握。抓王洪文、张春桥是我和叶副主席找他们来开会,由八三四一部队执行的。姚文元当时住在外面,由北京卫戍区警卫;如果八三四一部队去抓,可能会同卫戍区部队发生冲突。当时同吴德同志商量,由他去做陈锡联同志的工作,通知吴忠去执行。陈锡联下了命令,要吴忠一切行动听吴德同志指挥。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也是吴德抓的。”注14

  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阻挠邓小平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坚持“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注15华宣布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起了关键作用,但这并不能反证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而正好说明华接受了叶的提议。

  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之后,邓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注16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注17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作出决定”,不可能不经过作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意。

  毛毛的回忆与王守江的叙述有一点不同。王守江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邓小平年谱》,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邓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注18

  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很可能华和高层这时已经知会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

  邓闲居西山时,好几位政治局成员曾前往探望。前引吴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明确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注19苏振华、倪志福也曾去西山向邓汇报上海的工作情况。苏对邓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苏、倪连忙表示:你要出来就不是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注20

  政治局成员看望邓小平,不会是个人行为,没有高层决定恢复邓的工作的背景,断不会作出这种表示的。1977年1月14日,李鑫向中央理论学习组注21传达华国锋在1月6日政治局会议的讲话:“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来工作的问题,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头脑要清楚。”注22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也告诉与会者: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这些材料表明,华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而是早已决定恢复邓的工作。至迟到1977年初,邓小平的重新复出只是时间问题。

  华和高层的打算,是过一段时间再恢复邓的工作,而不是马上让邓出来。但这不是“拖延”,而是华和高层的一种策略考虑。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作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注23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严格说来,的确是一次非程序的强力行动,不能不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作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和高层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华国锋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注24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注25极力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注26可见,经过一个过程再恢复邓的工作,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意思,而是高层的共识。

  出于策略的考虑,华和高层一方面暗中准备邓的复出,另一方面则公开维持了“批邓”的口号。事后看来,华和高层或许有些过虑,对人心向背估计不足,但绝非“拖延”,更不是要“坚持‘批邓’”、蓄意“阻挠”邓复出。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的公开讲话只提过一次“批邓”。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说“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邓另搞一套”。这大概是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及“批邓”。至于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见“批邓”的字眼。原因不难解释:1977年1月中央已经决定解决邓的问题。既然要恢复邓的工作,当然不会再提“批邓”。所以,说是继续“批邓”,其实不长,三个月而已,而且没有什么实际动作。后来对华的指责,是把事实放大了、说重了。

  由于中共内外有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华和高层打算1977年1月召开一次中央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向高级干部交底。李鑫后来说:“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注27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1977年春天,呼吁邓复出的声音更加强烈,已经形成一种舆论氛围。3月份,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向与会者解释:“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注28

  就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注29事实上,邓正式复出之前已经参与最高层决策。华国锋后来说过:“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注30

  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邓的复出向全党“打招呼”。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所有职务,正式复出。

  

“两个凡是”的由来

 

  华国锋最受诟病的,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华当然脱不了干系。但事情也不像长期流行的一些说法那么简单。

  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已经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这些动向,华显然不满,但态度却比较温和容忍。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注31华和高层不是不解决两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层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其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和高层的政治底线。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文件指的是《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大概是汪落实华国锋“要引导”指示的第一个动作。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任务。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李鑫向理论组作了传达。“小范围”就是前述高层准备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要求准备一个讲话提纲;学大庆会议则是将在4月份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华也要讲话,要起草一个讲话稿。李鑫还强调要批小道消息,狠驳分裂中央的言论。所谓“小道消息”、“分裂言论”,指的是社会上关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舆论。社论稿的起草因此搁置下来,理论组转而起草华的讲话提纲和讲话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讲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注32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注33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汪东兴显然此前看过已经起草的稿子。

  理论组再次回过头来修改社论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注34“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鑫将稿子报送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东兴再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飚注35、朱穆之注36、李鑫、华楠注37、王殊注38同志阅办。”但只有李鑫在这个批件上画圈,没有听取其他几位的意见。注39据李鑫后来的检讨,是他没有同宣传口和两报一刊的负责人商量,就直接报汪东兴审批了。注40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上述经过说明,这个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华国锋说没说过“凡是”呢?说过,但与这个经典表述的背景或词句并不一样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谈到揭批“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注41在这里华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泽东。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注42这个讲话,就是前述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那个稿子。讲话里“两个凡是”的表述,与两报一刊社论不完全一样,主要是第二句不同。据华国锋说,讲话稿和社论稿分别经政治局讨论或传阅同意。注43

  不久,华就感觉他的讲话有毛病: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注44值得注意的是,华并非“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后才感觉有毛病的。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过“两个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可以说,作为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实际已经终结。说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不是事实。至于“文革”之后维护毛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很难也不应该以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来概括。

  有一点需要澄清,“两个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实指向,至少没有反对邓小平复出的意思。最早质疑“两个凡是”意在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是邓力群。据邓力群回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注45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7年2月,王震去看望邓小平。邓表示了对“两个凡是”提法的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列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注46王震看望邓小平,很可能就是去反映“两个凡是”问题的。

  邓力群显然有误解。如前所述,华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不可能发表一篇社论去阻挠邓的复出。真是如此,如何解释社论发表之后华还要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呢?还有一种说法:提出“两个凡是”是为了继续“批邓”。这更无从谈起。前面已述,年初高层就停止了“批邓”,怎么会用“两个凡是”去维持一个已经废止的口号?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但是说到具体情形,几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讲的汪东兴;至于对华国锋,只有简单的政治结论,事实则含糊不清。

  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连开九次会议批评华国锋。胡耀邦在发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注47华国锋主政时期,胡耀邦是中组部部长,又曾经与华共事,对华比较了解,他的评论应该有分量。胡耀邦说得很清楚,华没有反对解放哪个老干部,只是“不积极,不热情”。“不积极,不热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挠”当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一些史料和口述,还反映出华的另一种状况。以胡耀邦本人为例。1976年“批邓”运动中,胡耀邦受到严厉批判,已经被边缘化,在家中赋闲。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汪东兴曾找他谈话。注48谈什么,胡没有说。据胡耀邦女儿满妹的著述,华找胡耀邦谈的是请他出来工作的事情。满妹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胡到中央党校工作。胡婉拒了,华登门无果。1977年2月26日,华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胡仍不从。后来是叶剑英出面,胡才答应。注49

  胡绩伟的出山,也是华国锋亲自出面。胡绩伟“文革”前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中作为“走资派”打倒。1975年,胡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没有安排任何职务。1976年10月底,经人举荐,华专门找胡绩伟谈调回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胜任为由推辞。据胡回忆:“华国锋笑着对我说:‘你能力差?你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辑(指《人民日报》前主要负责人——引者注)高明?’华国锋是老实人,说的是真心话,他的激将法对我还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气地说:‘当然,我比他高明!’华说:‘他干得了,你干不了?’我无言以对。华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上班!’我只好服从。”注50

  张爱萍的复出,同样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张爱萍“文革”前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文革”发动之后不久,1967年即被逮捕入狱,1972年4月方出狱。1975年初期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1976年“批邓”运动中再次被打倒。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召见张爱萍,告诉他:专委注51现在由他来接。华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华还说,通过1975年,他就看出张爱萍来了。张胜还记述了华对张爱萍一番颇为坦诚的谈话。注52

  胡耀邦、胡绩伟、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胡耀邦、张爱萍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阻挠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积极,不热情”。

  粉碎“四人帮”之后,调整了一批省部级领导班子,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资深官员即“老干部”或被启用,或被重用,同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不会没有关系。在解放老干部的问题上,华国锋未见得都“不积极,不热情”,他曾对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说:“为什么有些老同志出不来?为何不能互相谅解?习仲勋、宋任穷出来不是很好吗?周惠要到内蒙古去。有些老同志靠边多年,为何不让出来?怕举逸民。这些都是无产阶级的逸民。”注53

  平反冤假错案,华国锋也不是毫无作为。据图们、祝东力的著述,内蒙古最大的冤案“内人党案”的复查平反报告,就是华国锋亲自修改和审定的。报告上送四天,中共中央就批复正式平反,中央的批示也是华国锋亲拟的。据曾志的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是华国锋批准的。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文革”的重大冤案之一,由于“钦点”而极难复查平反。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曾试图解决,因阻力太大无果而终。胡耀邦上任中组部后,即提出复查此案的请求。主管专案的副主席汪东兴再下“禁令”:“六十一人”的问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注54胡耀邦坚持复查,并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也得到华国锋支持。华国锋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注55胡耀邦当年说过:华主席对我说,看来六十一个人的问题是可以复查的。让我们先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酝酿。“六十一人案”终获平反,首功当推胡耀邦,一些元老和中组部的干部也功不可没,同样也不能不肯定华国锋的作用。

  华国锋对上述两桩重大冤案的处理,固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是,简单地以“拖延和阻挠”来判定华国锋对解决冤假错案的态度,恐怕也不公道。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也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一大错误。应当承认,华维持了这些口号,这表明他至少相当程度上没有脱出毛晚年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通观华的政治实践,事情不像人们批评的那么简单。

  华的方略是“抓纲治国”。“纲”是毛泽东的语言,指的是“阶级斗争”。但是细察华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称:“我们当前的主题,当前的纲,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注56华“抓纲”的目的在于“治国”,他沿用毛泽东的话,特别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批‘四人帮’中要贯彻主席说的‘抓革命,促生产’,过去‘四人帮’谁说‘抓生产’,他们就说‘唯生产力论’……我们现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产’。”注57虽然依旧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套路,但重心在“促生产”,毕竟与“只革命、不生产”或“重革命、轻生产”不同。对国民生活,华国锋也相当关注。甫一粉碎“四人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华要求“把暂时的困难渡过去,而且要把群众生活搞得更好”,“注意群众生活要搞好,市场一定要搞得更好”,嘱咐“明年市场要安排好,元旦、春节要安排好一点”,“轻工业这两个月不要放松”;还提议明年要解决工资问题。注58

  “文革”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主题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华否定了“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粗暴批判,正面肯定了发展生产力:“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注59语言虽然充满意识形态色彩,但透露出来“抓生产、抓生活”的意向。华主政两年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主题都是计划、生产、科技、教育、财贸、引进等业务,比如:1976年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3月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之一是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4月到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1月到12月全国计划会议;1978年2月到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之一是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3月全国科学大会,4月到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6月到7月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7月到9月国务院务虚会。

  按照官方叙述,“重点转移”是“文革”之后的历史性转折,而这个战略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已有著述还把它说成是与“两个凡是”较量的结果,若隐若现地划出一条华国锋与邓小平对立的线索。事实并非如此。

  问题是从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时间提出的,追溯起来,最早还要说是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报告。华和高层的设想,是揭批“四人帮”的清查运动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至于深入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注60即揭批“四人帮”分为清查和理论批判两个方面,清查运动大抵在1977年内告一段落,或者再稍微延长一段时间;理论批判则作为长期任务进行。

  十一大后,协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从军队工作的角度考虑早些结束揭批运动,尽快将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8月23日,复出才一个月,邓小平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透露了这个意思:“华主席提出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而且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这总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嘛,这就是说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邓没有直接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还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肯定的”,但强调的重心是“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某个部门总有某个部门的纲”。注61或许应该更多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理解邓的想法,其意图可能是以局部替代整体的方式,淡化和置换“阶级斗争”的“纲”。

  其实华国锋也在考虑结束揭批运动。1977年12月,他要求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结束清查运动。有人要求把清查运动的时间延长一点,华没有同意,要求还是按照十一大的提法。注62不知何故,高层并未宣布结束运动,倒是提出“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注63“底”在哪里?时过九个月,邓小平旧话重提。1978年9月,邓在东北同沈阳军区负责人谈话,透出对运动过久的不满:对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运动不能总这么搞下去吧?运动搞得时间过长就厌倦了。有的不疼不痒,没个目的,搞形式主义。注64

  邓小平回京后,很可能与华国锋作过沟通。10月9日,华同“毛著编办”几位负责人注65谈话,提到邓小平经过沈阳时,李德生反映基层群众对运动有些厌烦。华还说,邓在东北提出了军队结束运动的五条标准。注66华这时提出的问题与邓大致相同:现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从全党全国全军来看,怎样估计分析,什么时候可以告一段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个底怎么算?在他看来,从理论上批林彪、“四人帮”还可以搞若干年,但这不好把全党全军全民全体卷入到里边来,多数人怎么办?应该转向新的任务、奋斗目标。华很清楚,加快经济建设,加快四个现代化,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事”。注67华国锋考虑,就在这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结束运动。注68迄今为止,这是所见最早提出结束揭批运动、把“转向新的任务”作为会议议题的材料。高层就此征求了各地负责人的意见,中央常委商议了此事,政治局开会讨论做出了决定。会议前夕,1978年11月5日,华国锋同起草文件的“秀才”班子谈话,告诉他们:“明确明年一月一日就转。坚决转。征求地方同志意见,常委议了,政治局开会也谈了,大家都一致赞成,再不转,工作就耽误了……基于这个分析,提出重点转移。”注69到1978年冬,在“重点转移”的问题上,华与邓没有根本性分歧。

  华国锋唯一有些顾虑的,是如何提政治口号。他的想法,“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提揭批‘四人帮’为纲”,在这个“总口号”之下实现“重点转移”。这种“两张皮”的策略,透出华国锋内心的某种障碍。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又长期接受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华时刻担心触碰毛泽东,反复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为了贬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从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来,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注70华未必真的想继续进行过去那种“阶级斗争”,很可能想以此为盾牌,他不愿也不敢在意识形态层面和政治层面有违毛泽东。这一点,华的确不如久经沙场因而谋虑深远的邓小平。就这次会议而言,大概也只是在这一点上,华的意见与邓稍有差异。1978年11月10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注71但华的讲话既没有提“阶级斗争为纲”,也没有宣布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绕开了这个敏感问题。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注释:

  注1 新华社北京2008年8月31日电:《华国锋同志生平》,《人民日报》2008年9月1日。

  注2 《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99-901页。

  注3 吴德口述,朱元石等访问、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235-236页。

  注4 张根生:《我所了解的华国锋》,载张根生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圳:海天出版社,2004年,第293-294页。

  注5 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注6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111页。这里记载的时间,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所说的时间相差十来天,孰对孰误,尚待考证。

  注7 参见《叶剑英年谱》(下),第1108-1111页;《叶剑英传记》编写组编:《叶剑英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643-635页。

  注8 《十年风雨纪事》,第236-241页。

  注9 《我所了解的华国锋》,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294页。

  注10 《李先念传》(下),第902-903页。

  注11 《叶剑英年谱》(下),第1110-1113页。

  注12 《十年风雨纪事》,第237-250页。

  注13 《耿飚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11-516页。

  注14 华国锋、李先念同陈丕显、胡立教的谈话(1978年11月19日)。

  注15 《十年风雨纪事》,第255页。

  注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21页。

  注17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29页。

  注18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52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3-155页。

  注19 《十年风雨纪事》,第255页。

  注20 杨肇林、丑运洲、乔崖著:《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第396-397页。该书称苏、倪去西山看望邓是1976年底,此说可能有误。如果是去西山,当为1977年2月以后,因为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移住西山的;如果是1976年底,则当是去解放军三○一医院看望的。

  注21 中央理论学习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成立的,归属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负责人是李鑫。实际上,这是一个专门为中共高层起草文件的写作班子。不久之后,这个班子并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简称“毛著编办”),成为“毛著编办”的二级机构,仍称理论组。

  注22 李鑫传达华国锋同志的讲话(1977年1月14日)。

  注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1731-1734页。

  注24 李鑫传达华国锋同志的讲话(1977年1月14日)。

  注25 转引自王洪模等著:《改革开放的历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页。

  注26 《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注27 李鑫在理论务虚会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注28 转引自张湛彬著:《石破天惊——中国“第二次革命”起源纪实》,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65页。

  注29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49页。

  注30 华国锋、李先念同陈丕显、胡立教的谈话(1978年11月19日)。

  注31 李鑫传达华国锋同志的讲话(1977年1月14日)。

  注32 《关于李鑫同志的几个问题》(初稿,供讨论用),时间不详。

  注33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注34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注35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负责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引者注。

  注36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成员、新华通讯社社长——引者注。

  注37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成员、《解放军报》总编辑——引者注。

  注38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成员、《红旗》杂志总编辑——引者注。

  注39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关于李鑫同志的几个问题》(初稿,供讨论用)。

  注40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注41 华国锋、纪登奎听取中央宣传口汇报时的讲话(1976年10月26日)。

  注42 转引自《陈云传》(下),第1449-1450页。

  注43 参见于光远著:《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92页。

  注44 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1页。

  注45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一九七五——一九八七)》,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年,第84页。

  注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

  注47 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39-740页。

  注48 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19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739页。

  注49 满妹著:《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212-213页。

  注50 胡绩伟著:《胡继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页。

  注51 专委指中央专门委员会,系领导原子能工业的中央机构。

  注52 张胜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第406-407页。

  注53 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

  注54 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注55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122-123页。

  注56 任平:《抓纲治国》,《人民日报》1977年2月8日。

  注57 华国锋、纪登奎听取中央宣传口汇报时的讲话(1976年10月26日)。

  注58 华国锋在国务院财经工作会议的讲话(1976年11月5日)。

  注59 《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8日。

  注60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7年8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2页。

  注61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1977年8月23日)。

  注62 华国锋在全国计划会议的讲话(1977年12月11日)。

  注63 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军委全会上的讲话(1977年12月12日),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136页;华国锋:《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78年2月26日),《人民日报》1978年3月6日。

  注64 邓小平听取解放军沈阳军区党委常委汇报时的讲话(1978年9月17日)。

  注65 从传达记录看,至少有吴冷西、胡绳参加。

  注66 这五条标准是:一、恢复军队的传统;二、看是不是真正统一了;三、看军队在地方、在人民中的观感是不是变了;四、纪律,一起行动听指挥;五、干部队伍要整顿好。见邓小平听取解放军沈阳军区党委常委汇报时的讲话(1978年9月17日)。

  注67 吴冷西传达华国锋的讲话(1978年10月10日)。

  注68 吴冷西传达华国锋的讲话(1978年10月10日)。

  注69 吴冷西传达华国锋的讲话(1978年11月6日)。

  注70 吴冷西传达华国锋的讲话(1978年10月10日)。

  注71 转引自《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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